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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简夫慧眼识贤荐“三苏”
发布日期:2015年12月02日

李克明  黄万和  邹念宗

北宋的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父子,都是当代的大文豪,但是起根发苗,却是雷简夫为他们呐喊的。

苏洵(1009—1066),字明允,号老泉,眉州(今四川省眉山县)人。庆历中举进士不第,归后愤而尽焚旧作。一方面闭门苦读,始得精六经,通百家,尤深于《孟子》、《战国策》,“下笔顷刻千言”;另方面,同其妻程氏精心培育其子苏轼、苏辙,亲授以书,使之学业大进。如此七八年,父子三人熟读经史,纵论古今,文如泉涌,爱国忧民,准备建功立业。然而苦于未为世知,无由发迹。

恰巧,雷简夫任雅州知州,礼贤下士,识才善举,才使苏家父子遇到引荐之人。雷简夫(1001—?),字太简,同州合阳(今陕西合阳县)人。《宋史》卷二百七十八有雷家四代之传:“雷德骧,子有邻、有终,孙孝先,曾孙简夫。”“雷德骧同州合阳人”,“宋初,拜殿中侍御史,改屯田员外郎,判大理寺。”明嘉靖二十七年(1541)魏廷揆所撰《合阳县志》及《同州府志》亦有雷家祖孙传记。以上正史及地方史志所记,均与1972年合阳县杨家庄乡南太册村出土的《大宋故雷公(有终)之墓志铭》内容相一致,俱言雷家四代在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时,“文德武功勋猷甚盛,簪缨累世蝉联不绝。”初时,雷简夫不乐仕进,仁宗康定中,枢密使杜衍荐之,召为秘书省校书郎签书秦州观察判官。任事后,居长安期间治理三白渠有功,多有政绩。转知同州(今陕西大荔县)、虢州(今河南灵宝县)、坊州(今陕西黄陵县)、阆州(今四川阆中县),又因张方平之荐知雅州(今四川雅安市)。后擢升三司盐铁判官,累迁尚书职方员外郎。雷简夫能诗善文,兼长书法,有《江声帖》,以文学与出于其曾祖雷德骧门下的王禹偁齐名。他一生建树中最值得称道的是:爱才荐“三苏”。宋人邵博在其所著《闻见后录》一书中说:“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,雷简夫太简为雅州,独知之,以书荐之韩忠献、张文定、欧阳文忠三公,皆有味其言也。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。”又说:“予官雅州,得太简荐先生书,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、仲虎。”邵博便将荐“三苏”书,收在其著作中。嘉祐元年(1056)春日,苏洵携文数篇,带两个儿子拜谒雷简夫。雷慧眼识贤大为奇之,三次上书,竭力推荐。其时,户部侍郎张方平镇守益州(今四川成都)。雷简夫得知张曾荐苏洵任郡学官,未获朝廷批准,当即向张上书道:“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,其间如《洪范论》真王佐才也,《史论》真良史才也。岂惟西南之秀,乃天下之奇才耳”,是全国的优秀人才。“岂可使若人年将五十迟迟于路途间耶?昔萧昕荐张镐(萧,唐代人,礼部持郎,代宗时出使回纥有功。张,起于布衣,肃宗时拜同平章事,居身廉洁,议论持大体)曰:‘用之则为帝王师,不用则幽谷一叟耳。’愿明公荐洵之状,至于再至于三,得其请而后己,庶为洵进用之权也”,任用苏氏的关键在张。雷简夫又上书宰相韩琦说,洵“有王佐才”,“得史迁笔”,“讥时之弊”,“皇皇有忧天下心”。“会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,幸其东去,简夫约其暇日,自袖所业求见节下,顺加奖进,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”,言苏家父子的知遇之人就是韩琦。雷简夫并不就此止步,进而上书文坛领袖欧阳修:“伏见眉人苏洵年逾四十,寡言笑,淳谨好礼,不妄交游。尝著《六经》、《洪范》等篇十论,为后世计。张益州(张方平)一见其文叹曰:‘司马迁死矣,非子吾谁与?’简夫亦谓王佐才也。呜呼!起洵于贫贱之中,简夫不能也,然责之,亦不在简夫也;若知洵不以告人,则简夫为有罪矣。”“恭维执事职在翰林,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,洵之穷达,宜在执事。向者,洵与执事不相闻,则天下不以责执事。今也读简夫之书,既达于前,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,今而后,天下将以洵责执事矣,”洵之穷达,责问执事。“权”、“遇”、“责”三字,字字千斤,环环紧扣,必擢“三苏”而后止。雷简夫出以公心,为国举才,可谓情真意切,不厌其烦。嘉祐元年三月,苏氏父子离别故乡,经阆中出褒斜谷,入凤翔,过长安,五月到达京城开封应试。雷简夫的荐贤书封封引起强烈反响,使苏氏父子的文章产生了“轰动效应”。苏洵拜见欧阳修,并献上自己所作的论文二十篇,提出了革新主张。欧阳修读了这些文章,认为具有荀子的文风,并将其上奏朝廷。他说:“书既出,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。”宰相韩琦接待了苏氏父子,认为苏洵的文章写得好,向朝廷推荐。正如张方平所说:“至京师,永叔(欧阳修)一见,大称奇,以为未始见夫人也,目为孙卿子(即荀子),献其书于朝。自是名动天下,士争传其文,时文为之一变。”但那时的进士,考试要经过举人考试、礼部考试、礼部复试、皇帝殿试等筛选。这年九月,苏轼、苏辙顺利通过举人考试。翌年正月,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考官,国子监直讲梅圣俞协助,进行礼部考试。试题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苏轼在这篇文章中,初步阐明了以仁政治国的思想。梅圣俞读到此文,认为“有孟轲之风”,把它转呈欧阳修。修看后,“惊喜以为异人”,准备把这篇文章为第一。但恐怕是自己弟子曾巩的文章,为避嫌疑便作为第二名。礼部复试,苏轼获第一。至此,苏家兄弟同科进士及第。欧阳修得到苏轼的谢书后惊喜地对人道:“读轼书,不觉汗出,快哉!快哉!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!”又说:“更三十年,无人道着我也!”欧阳修等人赏识“三苏”的文章,不仅是因为其文风符合他们所大力提倡的古文革新运动的要求,还因为其思想内容正符合他们的积极革新的政治主张。

北宋由于外有辽、夏、金的威胁,内有冗吏、冗兵、冗费等种种弊端,内忧外患相当严重,被人称之为“积贫积弱”。所以亟待革新。然而,朝廷在如何革新和对待革新派问题上,斗争十分激烈。忠心报国、立志革新的苏氏父子,举步艰难。嘉祐二年四月,程氏夫人病故,父子三人仓猝赴丧返川。这期间,朝廷仍坚持要苏洵应诏考试,用不用苏轼兄弟还犹豫未决。这当儿诚恐对贤才擢之不力的雷简夫,心急如焚,竟亲自进京拜谒朝廷重臣,多方举荐,据理争取,力挽狂澜。嘉佑四年十一月,服丧期满,父子三人一同赴京。第二年三月抵京,苏洵除试校书郎,授苏轼河南昌福县主簿,苏辙渑池县主簿,俱未赴任。所谓主簿,只不过是县衙里掌管文书簿籍的九品芝麻官。经欧阳修等重臣推荐,苏轼兄弟参加了秘阁的制科考试。制科也叫制举,是当时朝廷为选拔高级人才而设的考试科目。苏轼上了二十五篇《进策》,二十五篇《进论》。考试时作了《王者不制责狄论》、《礼以养人为本论》等六论。“文以灿然,时以为佳。”仁宗在崇政殿御试,苏轼有《御试制科策》一篇,“入三等”(第一名)。苏轼的上述文章,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苏轼兄弟这次应制科试,对时政的抨击是相当激烈的。苏轼指责仁宗无所作为,“未知勤”,“未知御臣之术”,认为仁宗亲策贤良之士,不过是以应故事而已;指责各级官吏因循苟且,“大臣不过遵用故事,小臣不过谨守簿书,上下相安,以苟岁月”;反对王安石变法,认为王太激进,非渐进,不合规律。所以,对苏轼的《进策》等,知制诰“王安石尤嫉之。”苏轼也因极言政之得失,遭到攻击。考官胡宿对苏辙将弃之不用,心直性耿的知谏院司马光则认为,苏有爱国忧民之心,便悉力诤谏,终未能被黜。虽然仁宗考虑到“以直言召人,而以直言去之,天下将谓我何?”不同意罢黜苏辙,但仍将其置于“下等”。嘉祐六年,要授苏辙商州(今陕西商县)推官,王安石不肯撰词,结果未能赴任,在京闲居数年。苏轼兄弟针砭时弊的言词虽然激烈,但“此心耿耿,归于忧国”“回首人间忧患长”,他们忧的是国家的兴亡,患的是人民的安危。仁宗看到了这一点,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后,无比激动,说: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!”

苏洵为什么辞不赴召绝意功名呢?他在《上张(方平)侍郎书》中说:“洵今年凡五十,以懒钝废于世,誓将绝进取之意。惟此二子(轼与辙),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。今年三月将与之如(入)京师。”朝廷召他进京就试策论,他在《上(仁宗)皇帝书》中说:“臣本凡才,无路自进。当少年时,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。有司以为不肖,辄以摈落,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。今虽然勉强扶病戮力,亦自知其疏拙,不能合有司之意,恐重得罪,以辱明诏。”所以辞不赴试。而他在给进京举荐的雷简夫的《答雷太简书》中,才将辞不赴召的真情道破:一则:“仆已老矣”,“何苦乃以衰病之身,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,以自取轻笑哉!”二则“向者,《权书》、《衡论》、《几策》,皆仆闲居之所为,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,亦不自求出之于世,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。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,则何所事试?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,而其一日仓卒之言,又何足信邪(耶)?恐复不信,只以为笑。”就是说他对科举考试制度不满,对朝廷也不信任,只不过是为两个儿子寻条出路罢了。他又说:“然此可以为太简道,不可与流俗人言也。”道当朝不是的话,只能对雷讲,可见他二人自结识以来,互相信任,引为知己,情深谊长,无话不说。

迫于舆论压力,嘉祐六年朝廷授苏洵霸州文安县(今河北省县名)主簿,留京编写《太常因革礼》。同年十一月,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(今陕西风翔)判官。五年之后,即英宗治平二年(1065),苏轼才出为大名府(今河北大名东)推官。

经雷简夫举荐步入仕途的苏家父子,都是爱国者、主战派、革新家,尽管经历坎坷,但在诗词文赋诸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,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革新的主将。苏洵著有《嘉祐集》二十卷。苏轼著有《东坡七集》一百一十卷,他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,继承发扬了欧阳修等人的事业和成就,最后完成文学革新运动,奠定了北宋文学。苏辙著有《栾城集》等九十六卷。均被列入“唐宋八大家”,世人并称“三苏”,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雷简夫尽心竭力荐“三苏”,虽属文坛佳话,但却鲜为人知。古人云: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。我们今天纪念这位杰出的伯乐,不仅可以弥补中国文学史之不足。更重要的是要像雷简夫那样,独具慧眼,善于发现、勇于举荐和大胆起用人才,以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。(责任编辑张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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